插上梦想的翅膀，让孩子看见“未来”

原文刊登于2017年08月04日的《解放日报》

■本报记者　张骏 校舍是新的，操场也很平整，上学是免费的，可总有学生缺课。为防止学生逃跑，老师让学生住校，锁上门，半夜睡操场看着。

十几年前在四川甘孜马尔康看到的这一幕，至今在潘江雪脑海里浮现。那里的校长告诉她，每个学期开学，“集结号”要吹两三个月，越是高年级的孩子越不来上学。

这让潘江雪反思，自己掏钱资助贫困孩子上学，但显然钱不能解决人的成长问题。关键在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学。

“要让这些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，看到未来。”这个认识，成为潘江雪生活的转折点。在一系列调查后，2007年，潘江雪从金融高管岗位上“裸辞”，创立了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，至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专职公益生涯。

北京出生、长大的潘江雪，当过香港招商证券董事、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教育网站总监。她当时有一股冲动，要带给这些孩子城里的好东西，比如一间明亮色彩的教室、桌椅，有书、动画片、投影仪、电脑和互联网。通过这个教室，让孩子们有兴趣留在学校，也给他们打开一扇拥抱现代生活的窗户。

2008年3月18日，坐落在马尔康的第一间“梦想中心”开业。截至目前，“梦想中心”在全国各地已有2700多家。

偶然机会，潘江雪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。崔允漷看了当时的梦想中心，有点遗憾：“这么好的东西如果只是用来开放图书，自由阅读，有点浪费了。”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开始为“真爱梦想”量身定制“梦想课程”，让学生们了解远方的城市，从乡村到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城市，告诉学生研究方法，告诉他们怎样做计划，教他们学习交通规则，学习淘宝课程。老师则离开家乡到城市参加培训，通过类似微博平台的“梦想盒子”，上传文字、视频等反馈，相互交流，并获得“梦想银行”的积分，积分可以兑换成培训、旅游、实物或奖金。

在贵州一所学校的梦想课堂上，学生们探讨有了钱怎么花。“如果我有1000万元，我要买100辆公交车，请100个驾驶员。”孩子流着泪说出自己的梦想。偏远地区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，他们的心愿之一就是去父母工作的地方团聚。于是有了《去远方》的梦想课程。孩子们分成小组，做一个预算为1万元的7天旅行计划，从全国选出7个小组，让他们能真正走出去。

2014年春天，潘江雪和“真爱梦想”的伙伴们再回马尔康。再次坐在马尔康的梦想课堂里，看到孩子们不仅可以用废旧材料制作服装，迈着模特步展示自己的作品，还争相代表小组观点进行辩论……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下。

对话

现代公益要维护“公共利益”

记者：辞掉金融机构工作去做公益，是什么感觉？

潘江雪：“基金”和“基金会”，一字之差，天壤之别。感觉就像从金字塔顶端落到最底层。我们是幸运的一代，改革开放30年我们是直接的受益者，我又是学金融出身，见证中国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，看到很多人通过资本市场快速积累了个人财富。而10年前公益行业还在起步阶段，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，还是有些理想主义的，讲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。接触过藏区的孩子后，我就想，也许我可以把我过去所学到的一些知识经验，用在帮助他们上好学这件事情上。所以我辞职，专心一意做这件事。某种程度上讲，公益创业者更像是社会企业家。现代公益慈善，是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存在的。公益组织需要在社会治理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。公益组织的作用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救贫济困，而是需要承担起对“公共利益”的维护。

记者：过去的经验、思维方式对公益有何助益？

潘江雪：有两点，“公开透明”和“高效”。我们的财务全部是公开的，参考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来做，是结构化披露。同时我们公开承认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做得不到位的。我们可能是唯一一家由私募转成公募的民间基金会，每年捐赠都在上升。我们用连锁、配送的模式，现在27天就能建成一家梦想中心。我们相信基本的商业逻辑所带来的成效。

记者：基金会经过10年，理念有过变化吗？

潘江雪：我这10多年在教育公益行业的探索，走过几个阶段：公益1.0——提供物质和金钱资助，帮助贫困孩子“上起学”。公益2.0——为教师提供培训，帮助孩子“上好学”。公益3.0——跨界赋能，帮助孩子“学得好”。我们现在的目标是，通过安排在梦想中心里每周一节的30门梦想课程，逐步开启孩子们的心智与视野，成长为一个求真、有爱的追梦人。

记者：对刚起步的公益创业者有何建议？

潘江雪：创业不分公益与商业，都需要一样的品质。要有坚定的信念与清晰的目标使命，都是提供服务、满足需求。只是某种程度上公益解决的是社会公共问题。什么样人会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创业？我认为是一个有社会理想、又能敏锐发现社会问题的人。这个问题和他自身没有多大关系，只是因为他心中有关于理想社会的蓝本，使他看到了这个痛点并能感同身受，最后变成一个社会化的解决方案。“真爱梦想”所提供的就是这样一套素养教育解决方案。